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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些年来，西方新闻观成为社会十分关注的思想议题。受其影响，有人要求“信息自由流动”，行使新闻媒体作为“无冕之王”的“第四权力”；有人不仅质疑“党管媒体”原则，还肆意曲解“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必须姓党”。新闻舆论关乎旗帜和道路，关乎国家前途命运，是治国理政、定国安邦的大事。当前，需要加强辨析引导，进一步把握西方新闻观的根本政治指向。观者，总看法也。新闻观是对新闻现象和新闻活动基本问题的总看法，是世界观、价值观在新闻方面的体现。从西方新闻观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比较中，能够看到它们的重大差异。整体看来，西方新闻观在“新闻自由”口号下展开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以“党性原则”为前提，由此形成了几个重要区别：一是在性质定位上，前者反对政府干预新闻活动，寄望在“思想自由市场”的争论中得到正确结论，后者认为新闻是国家事业的组成部分，需要在政府管理下开展工作；二是在职责功能上，前者把新闻媒介说成“社会公器”，强调它具有制衡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的“第四权力”，后者认为新闻媒体是党、政府和人民的喉舌，需要遵守宣传工作纪律；三是在报道内容上，前者宣称新闻报道要“客观中立”，保持超然态度，后者要求把握导向，发挥社会舆论引导作用。根据“报刊的四种理论”，西方新闻观当属自由主义理论传统的当代延续。在早期，这种报刊理论在普及知识、开启民智、反封建束缚、促社会发展方面，有其历史进步性。同时也要看到，这种理论是资本主义制度在媒介观念上的反映，如同放任市场作用会导致经济危机一样，建立在抽象理性人基础上的“思想自由市场”也可能导致社会危机。进入20世纪后，西方片面追求“新闻自由”使资本控制了媒体，垄断扼杀了思想自由市场，煽情新闻大行其道，揭丑报道充斥眼球，建立“一个自由而负责任的新闻界”呼吁日显迫切。在冷战时期，“新闻自由”成为意识形态渗透的思想武器。指导冷战斗争的《十条诫命》曾说：“一定要尽一切可能，做好宣传工作，……只要他们向往我们的衣、食、住、行、娱乐和教育的方式，就成功了一半。”21世纪以来，有西方国家提出，在国际博弈中媒体是决定性的对抗平台，因为“虚拟冲突和认知伤害与现实冲突、现实伤害一样重要”，并且认为用非军事行动（劝说和激励）赢得意识形态对抗的作用更为重要。这样，西方新闻观演化为一些国家开展和平演变的工具。在实践中，“新闻自由”受到种种约束，不仅在“政治正确”要求下，上至总统议员，下至新移民，言论都不能触碰红线，更在新闻符码构建、信息报道、知识生产中展现着无所不在的权力图景。首先，符码构建采取双重标准。符码是信息传播中的语言符号，不同的命名称谓不仅体现情感态度，也包含价值立场。在一些国家，新闻修辞、语言策划之类的技巧十分抢手，意在通过玩弄文字游戏，用精心选择的话语影响人们的观念和行为。如同样是为政府说话，对他国就是歌功颂德，对西方就是言论自由；同样是发展军力，对他国就是穷兵黩武，对西方就是维护和平……如此等等，不一而足。其次，信息报道体现框架原则。虽然西方标榜报道的“客观中立”，其实“框架原则”无所不在。框架实质是对客观事件进行主观解释的思想结构，具有肯定和否定功能。对于肯定的部分，则选择、强调或持续化，对于否定的部分，则放弃、淡化或短暂化，具体可分为编辑记者的微观框架，编辑部的中观框架和媒介组织的宏观框架等，无不引导人们进入预定的模型中。此外，混同公关广告和新闻报道、甚至故意造假等手法也屡见不鲜，结果是新闻报道变成一种高明的“洗脑术”。第三，知识生产隐含权力操纵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，一些貌似独立的新闻传播学理论研究，却离不开有关国家心理战工程的资助和引导，用以满足以宣传和胁迫为目标的冷战需要。不仅如此，警察制度、同行压力和学院政治还联袂配合，一些“非主流人士”可能招致学术驱逐、恶意审查、媒体攻击，甚至暴力袭击。这样，许多“学术大咖”实际上充当了服务于“帝国统治技术”的角色。这看似出人意料，其实又在情理之中。葛兰西指出：“一个社会集团通过两条途径实现它自己的至高无上的权力：作为统治者和作为文化和道德的领导者。”这就是说，和通过暴力机关实现统治一样，通过掌握文化领导权，塑造共同思想文化，也是一种重要统治方式。因此，“新闻自由”的本质是权力自由就毫不令人奇怪了。在“媒介即信息”的时代，一些西方国家提出“新闻执政”理念，运用媒体新闻提高执政公信力和合法性，开展意识形态斗争，“新闻自由”具象化为一系列政治行为艺术。在国内，新闻传播成为“制造同意的艺术”。媒体往往综合发挥“作为渠道”“作为内容”“作为方法”的角色功能，或选择性发布信息，或直接表达观点，或潜移默化培养观念，力图通过“影响人们想什么”，最终达到“影响人们怎样想”。此外，还会不定期开展各种民意调查，及时引导社会心理走向，促进实现最大程度的“广泛同意”效果。在国际，全球传播成为“展现形象的艺术”。在国际报道中，一些西方国家充分利用其全球传播渠道，有意在国内、国际采取“异用而同体”的新闻执政方法，运用舆论操纵、整体统合、分声部合唱、谋求同化等传播策略，影响国际事务，提升其在文化、制度和政策方面的“软实力”，目的是以全球信息流进一步巩固既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。在意识形态战场，舆论传播成为“开展斗争的艺术”。西方国家有针对性开展舆论传播，目标直指他国政权。以前苏联为例，西方长期和平演变造成的思想防线垮塌是其解体的一个重要根源。在末期，前苏联领导人批准《新闻出版法》，宣布实行“新闻自由”。国家失去了对新闻媒介的管理权，私人办报合法化，一些党报也纷纷宣布“自主办报”，苏共掌握的报刊仅占1.5%。这造成马克思主义失去主导地位，否定自身、美化西方的历史虚无主义盛行，种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导致昔日强大的苏联土崩瓦解，留下了深刻历史教训。如今，思想多样化、传播信息化的趋势进一步发展。我们要充分认清西方新闻观的政治实质，始终坚持“党管媒体”原则，切实维护意识形态安全，不断巩固党执政的思想基础。同时，要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指导下，牢固树立社会责任意识，着力提高信息报道和舆论引导水平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的思想舆论支撑。作者：许海，中共北京市委前线杂志社主任编辑
本文转自前线客户端，原文刊发于《前线》杂志2017年第8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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